延安时期中央文库“千里调档”服务“党书”编辑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然而，这篇今天我们仍耳熟能详的整风运动重要文献，在当时却出乎意料地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甚至没有对此进行报道。究其原因，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我们党虽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从思想上系统地清算这种错误，特别是还有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对六届四中全会后形成的“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在当时，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就根本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基于此，毛泽东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毛泽东提议把他正在审核编辑的为党的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这就是后来的“党书”。

多年后，胡乔木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在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编辑《六大以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可以让大家看清楚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干了些什么。”“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

尽管通过这么多途径去收集查找，但还是有很多重要的文件资料在延安无法找到，这其中就包括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等重要文件。为此，党中央多次致电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希望他们利用当时自身的有利条件帮忙找寻。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一份1942年2月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就记载着“中央急需收集党史资料，请设法收集《向导》《中国青年》《人民周报》（广州时代的）《红旗》等刊物，及党的历史文件，尤其是中共第一次大会宣言、六大后三中全会决议（即调和路线）、1927年陈独秀汪精卫联合宣言、中共五次大会决议等，请从速找到设法送来。”另外一封3月24日毛泽东、任弼时给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中再次提到“中央正在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请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陈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南方局接到党中央指示后，按照要求进行了多方查找，但仍有许多重要材料无法收集齐全。这时，曾在上海分管过中央秘书处的周恩来想到了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文库”（即中央文库），于是立即联系上海党组织，请他们尽全力查找所需文件，急送延安。随着这封命令的下达，守护着中央文库的档案人展开了一场“千里调档”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