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辛丑年，是屈辱之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彻底陷入了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这个条约的第一款第一条，就“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一事”作出了规定，“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
这里的“惋惜”之说，是由义和团运动中德国人克林德被杀引起。克林德，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德国驻华公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五月二十三日，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公使，认为此举是故意失和，中国对各国使馆不再保护，限令一切外国人在24小时内离京。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前往总理衙门抗议，在经过东单牌楼时，克林德公然下令放枪挑衅，结果被其激怒的清军虎神营士兵开枪击毙。此事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重要借口，在列强攻占北京后，克林德事件成为议和谈判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最终，清政府被迫接受列强提出的屈辱条件，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要求清政府惩办凶手，派出专使赴德国致歉，并在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碑坊，“以昭涤垢雪侮之意”。实际上，在西方列强的欺凌压力下，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就已安排醇亲王载沣赴德“谢罪”之旅。
无奈出使
载沣乃咸丰帝的弟弟奕 之子，也是光绪帝载湉的胞弟，袭封醇亲王。醇亲王被选派出使时年仅18岁，德国人之所以认可他，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因为载沣乃光绪帝胞弟，地位较一般亲王显要；二是因为载沣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莫赞一词”，与庚子事变没有什么牵连，不像庄亲王载勋、端亲王载漪等积极参与进攻使馆，又不似庆亲王奕 等身负议和重任， 不得脱身。弱国无外交，对于出使人选，清廷也只能听任德国的意见。
对于这个意见，光绪帝虽颇为不满，但也只能任由安排，只是要求“必须得力之员赞助一切”。经过一番考量权衡，在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清廷正式发布上谕，“命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德国大臣，以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正白旗汉军副都统荫昌为参赞官”一同前往。载沣考虑到出使事务纷繁，于是又上奏提议，将候补道梁诚、候补道刘祖桂、候补道麦信坚、候补知府王瓘、户部员外郎象贤、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候补知县尚希曾等7人派充随员。另外，分省补用知府治格通晓德文，候选直隶州知府吴仲贤、候补知县严璩、候选知县杨书雯通晓英文，分别被委任翻译官随行。还有太医院八品吏目王应瑞，派充医官同行。即便如此，光绪帝对自己的弟弟载沣仍是牵挂担心。五月初三日，光绪帝再次下旨叮嘱：“醇亲王载沣初次出洋，一切言动，诸宜谨慎。饮食起居，随时调护。并着张翼等悉心照料，妥慎赞襄。礼毕即行回国，仍将外洋风土人情，随地留心体察，而资阅历。”
五月二十七日，载沣一行由北京永定门火车站起程。当天下午到达天津，随即前往大沽口，搭载中国招商局的安平号海轮，先抵香港。六月初五日，在香港搭乘德国拜安号轮船驶往欧洲。七月十一日，拜安号轮船到达意大利的热那亚，载沣一行转由陆路赴德。七月二十一日，抵达德国波茨坦，下榻德皇奥莲格理行宫。
艰难斡旋
醇亲王载沣出使德国“谢罪”，本不是一件体面的差事，更何况大清王朝已行至末路。所以围绕着出使问题与德国方面的争执，是极其艰难和难有成效的。
首先，以光绪帝名义致德皇的国书中有关用词，让当时在京的全权大臣与逃到西安的行在军机处确是动了一番心思，他们尽量规避明显屈辱的字样。最终这样表述：“乃上年五月，义和拳匪阑入京师，兵民交讧，贵国使臣克林德竟至被戕殒命。该使臣衔命来华，办理交涉事件悉臻妥协，朕甚嘉许。不意变生仓卒，遽尔捐躯。朕自维薄德，未能先事预防，保护多疏，疚心曷极。已于该使臣死事地方，敕建铭志之坊，用以旌善瘅恶，昭示后来。兹派醇亲王载沣为钦差头等专使大臣，亲赉国书前往贵国呈递。该亲王分属近支，谊同休戚，特令竭诚将命，以表朕渐悔之意”。这里，用“疚心”“渐悔”，代替了“道歉”“谢罪”的字眼。当然，这也不过是朝臣的文字游戏罢了，对国势丝毫无补。
其次，围绕着载沣使德的外交礼仪，双方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争执。在载沣出使前，清政府驻德公使吕海寰曾多次向德国方面探询有关会见礼节等问题，但德国方面一直未做任何表示。直至七月初六日，吕海寰从德国外交部礼宾司处得悉，会见礼节这样安排：“德皇在白厅坐见，王爷行三鞠躬礼”，其他参赞随员须“均照中国臣下觐君礼叩首”。也就是说，德国皇帝是坐着接见，清政府的特使载沣要行三鞠躬礼，其他随员则要像拜见大清皇帝一样行下跪叩首礼。
清驻德公使吕海寰听闻十分诧异，认为德皇坐见中国亲王而不起立，中国随行参赞下跪叩首皆属非礼。为此，吕海寰一面向德国外交部据理力争，一面连续致电载沣及北京议和大臣奕 、李鸿章和西安行在军机处，请求向德国驻华公使穆默商议转圜之策。但德国方面表示，除参赞官副都统荫昌担任翻译尚可通融外，其余均不更改。七月初十日，奕 、李鸿章致电吕海寰，表示参赞等行叩首之礼，“为欧洲向来所无，未免有意欺辱。国体攸关，断难逆就……如彼仍坚执，只好由执事转告醇邸，只带荫昌一人前往，张翼可令称病，其余各参赞等，先赴别国等候，否则国书可以缓递，断不能忍此大辱。”
七月十二日，载沣一行抵达德国与瑞士交界的巴塞尔，因叩拜之争尚无转机，载沣万分焦灼之下，只能以“身体少有不适”为词，在瑞士巴塞尔停而不前，同时派德国总兵李希德尔前往柏林通融。次日，载沣接到驻德公使馆参赞赓音泰来电，报告德国仍坚持原议。载沣无奈，只得一面向国内报告，一面准备启程前往柏林。就在此时，载沣又接驻德公使馆参赞赓音泰电报说，“德皇已谕，停止十四（日）礼节”，并告载沣“暂宜缓赴德京”。德皇威廉二世拒绝接见，载沣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这时，清政府方面令载沣相机行事，既顾出使大局，也要无伤国体。同时，请求其他各国在京公使代为斡旋。七月十七日，西安行在军机处致电出使英国大臣罗丰禄，希望英、美、日本笃念邦交，代为转圜。七月十八日，西安行在军机处电令在北京议和的全权大臣奕 、李鸿章，“坚托各公使出为调停，并与穆使婉切商议，托其转圜”，同时让驻德公使吕海寰继续与德国外交部磋商，竟说出“磨得一分是一分”这样无可奈何的话。清政府万般无奈之下，“如实不能挽回，应与照会议明，此次专使原为道歉，姑为通融酌允，以后仍按照各国通行之礼，不得援此为例。”意思是，这次是道歉而来，实在不行的话，就委屈允可了，但要声明下不为例。全权大臣奕 、李鸿章还认为，德皇坐受国书尚可容忍，而让参赞跪拜绝不能同意，遂再提出折衷方案：醇亲王载沣进见德皇只带翻译，其余参赞或托病或暂避他地，以避免与德皇见面。同时，奕 和李鸿章还以此为理由，对已经商议就绪的《辛丑条约》暂时拒绝签字，向各国施加压力。
到了七月二十日，情况终有转机。清政府驻德公使吕海寰和德国驻巴塞尔领事艾士威先后通知载沣：德国外交部表示，德皇同意接见，呈递国书时只带荫昌一人作为翻译，免去跪拜礼，俱行鞠躬礼。“其余参随等亦可同来，均住坡坎他姆皇宫”。十几天的礼仪之争，算是有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当晚，载沣一行启程，次日抵达波茨坦。
七月二十二日，载沣随带荫昌一人前往德皇行宫。载沣向威廉二世行三鞠躬礼，呈递国书，宣读颂词。荫昌随同，亦行三鞠躬礼。德皇威廉二世傲慢地坐受国书，发表答词也未曾起立。历经周折，载沣觉得这样已是“大局保全，国体无伤”。当日即电告北京“所有一切，均赖国家鸿福，俱臻妥协，堪慰宸念”。
草草回国
醇亲王载沣是有清一代走出国门爵位最高的皇室成员，在完成“谢罪”使命后，载沣还在德国还进行了一番游览，这成为他开眼看世界的一个特殊契机。根据载沣《使德日记》记载：七月二十二日，参观巴伯尔土勃尔治山上的行宫。二十三日，前往操场阅操，并搭乘火车赴柏林。二十四日，拜谒德皇威廉第一墓。二十五日，参观柏林兽园。在其后的几天，又先后参观了水族院、博物院、油画院、电机厂、造船厂、鱼雷厂等地。由此，载沣对德国的政治文化和机械制造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亲眼看到西方军事的强大以及科技的发展，也更感受到大清帝国巨大落差。
载沣身为亲王出使，也受到各国关注。在载沣离京前，美国公使首先提出邀请，希望载沣访德后顺道访美。随后，日本公使、比利时公使、英国公使、意大利公使也相继提出相同的要求。对这些邀请，清廷表示，“着照所请，以重邦交”。然而， 德国方面却表示反对载沣顺问其他欧洲国家，提出“除美、日与彼无涉，若往欧洲英、意、比，有违专诚之旨”。接着，英国外交部表示，英国驻华公使虽有邀请亲王访英之意，但“至今尚未奉有英廷敬迓之谕”。意大利方面则表示在西历十月十五日以后方能接待，而载沣九月即可完成德国之行，显然不无他意。鉴于这种尴尬的境况，随行参赞官张翼、荫昌向北京献策，建议以载沣身体不适，“兼有冬月归候回銮，请旨完婚，迟恐误期”为借口，向各国驻华公使婉言回绝访问邀请。八月初六日， 光绪帝奉慈禧太后懿旨发布上谕，命载沣“在德使事既毕，着即起程回华，以慰远系。美、日、意、比各国使事暂从缓议，此时均无庸前往”。
于是，在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经过近一个月的参观游览，载沣一行离开德国。次日，仍在热那亚登船，照来路回国。十月初六日，最终“抵京回府”，历时4个月的使德之行就此结束。醇亲王载沣作为“头等专使”出使德国，是清朝唯一一次皇室亲王出洋，由于这是在列强欺凌下的“谢罪”之旅，因此充满艰辛与无奈。可以说，这是晚清国家沉沦历史中屈辱的一页。
作者：伍媛媛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发表时间：2022-01-17
来源：《中国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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